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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隐形”的4700万人,没人记得她们

2021-05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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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成“道德模范”


湖北宜昌,一偏远村庄。一名农妇在短短一个月内,被自己的儿子打断一条手臂,打瞎一只眼睛。
这个农妇叫罗长姐。在儿子祁才政23岁那年,她“开启”了这种被拳打脚踢的生活,至今已有四十多年。
1974年,因患上脑膜炎,祁才政精神失常,发病时会有严重的暴力倾向。由于发病时间无常,他连吃饭都变得十分麻烦:他会突然把送到面前的饭倒翻,把碗打碎……
谁愿意照顾这个完全失去了自理能力的可怜人?
除了身为母亲的罗长姐,这世上很再难找到第二个人。
一开始,罗长姐的丈夫还偶尔帮衬,身为男人的丈夫被大女儿接走颐养天年后,罗长姐就独自一人担下了这个责任。
儿子没有喝水的意识,她就一遍又一遍地劝儿子喝水。水杯递过去后,不耐烦的儿子一下子就把搪瓷杯摔碎。几次下来,罗长姐特意给他换成了不锈钢杯。
为了让儿子能多喝水,她又准备了蜂蜜水, 砍柴、烧水、敲冻住了的蜂蜜……在海拔1400多米的山顶,每一环节都要亲力亲为。
“吃糖茶咯。”蜂蜜水做好后,罗长姐会像哄小孩一样,不厌其烦地喂儿子喝水。

<罗长姐给儿子喂饭>
即便照顾得如此细致,患病的儿子还是毫不领情。

一次舀水时,儿子一拳打到了罗长姐脸上,她的一只右眼,就这样被打瞎。
没有人是天生的冷血动物。脑膜炎除了会让患者出现无征兆的行为失常,还会对记忆产生影响。自患病以来,四十多年了,儿子从来就没记起过她。
因此,直到今天,罗长姐经受的拳打脚踢跟四十年前比,一点都没有少。
一次偶然机会,导演金行征得知了这个故事,将其拍成了纪录片《罗长姐》。罗长姐的日常生活才得以步入公众的视野中。
但在中国,还有更多的“罗长姐”,生活在主流看不到的地方,经历着我们难以想象的人生。

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,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,其中有4700万留守妇女。
对这4700万农村妇女而言,家暴、自杀......这些字眼并不是最可怕的。最可怕的,是她们的人生,在命运齿轮地不断催动下,成为日复一日、循环往复,却又一成不变、无论怎么逃也逃不出去的无望深渊。

为他人而活


“早上起床,去地里干活,9点吃早餐,再去干农活,1点吃午餐,再去,5点吃晚饭,不断重复”。
在接受采访时,导演金行征这样描述他目之所及的农村妇女的生活。
因为照顾儿子,罗长姐被评为“全国道德模范”。但她说,自己这么多年是很苦的,没有一天开心过。
下地劳作、打理家务,同时照顾丈夫、公婆、孙子,以及患病的儿子。日子像一个齿轮,却不能够停下来。


农村社会学研究者杨华在新作《陌生的熟人》一书中,将这种现象,定义为“立命”。
“所谓立命,是指农民完成了文化上规定的人生最重要的任务后, 能够在村落生活与社会交往中,自觉体验到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,即到老年之后觉得活了一辈子,死也值得的一种人生体验。
具体到老年妇女身上,她们在生完儿子、实现安身之后,就会把精力放在打造立命的基础上,主要也就是协助丈夫给公婆养老送终,为儿子建房娶妻。”
在农村,这种“立命”随处可见。
22岁时,韩仕梅被父母以三千块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外村男人,就此成了家。
老公有轻度智障,公公也是,婆婆裹了小脚,没法干活。生孩子、盖房、还债......重担一个个压在了韩仕梅身上。赚钱、顾家,她不得不一手负责。

还没完全适应婚姻生活,韩仕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,随后儿子出生。2002年,她又生了个女儿。
儿子步入社会后,韩仕梅又开始忙着替他找工作;儿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,她又开始操心他的婚事;等到儿子顺利结婚有了孩子后,韩仕梅又开始忙着照顾孙子。
妻子、儿媳、母亲、奶奶……日子越长,身份越多。为了更好地扮演这些角色,“韩仕梅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越来越完美的螺丝钉,嵌进家这台锈迹斑斑的机器上。[1]”
重压之下,韩仕梅需要更多的情感支持,老公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无法说出。
于是,韩仕梅开始写诗。每天晚上十点半,家人都入睡以后,她捧着手机,才敢表露怨气:「为奴不问红尘事,泪已流干两鬓霜」。
但每到清晨醒来,琐事又周而复始地袭来。


她还是农妇韩仕梅。
在城市里,女性在婚育、就业、生活各方面,都有着更广泛的选择。
郑爽日薪208万,还能用“代孕”借肚生子,连十月怀胎的罪都不用受;住在两千万豪宅里的网红张晓晗,因为下雨天马桶堵塞,“理直气壮”地崩溃……


城乡的差距看似正在日益缩小,但农村妇女跟城市女性的人生,却有着天壤之别。
有人看到韩仕梅的诗,想要和她开展一段感情,话里话外是有殷切关怀的,但想到家人,她又掐断了这个念头。
从嫁入这个家开始,她就丧失了只为自己而活的权利。
韩仕梅想好了未来的出路:等女儿毕业后能养活自己了,她就去跳河。
“活着也没有意义,光操心”。

死于生育

2019年1月末,山东女孩方洋洋经历了抽打、罚站、挨饿、受冻......等一系列折磨后,气绝身亡。
方洋洋身高1米76,出嫁时160斤,去世时,只剩下了60斤。
她是被丈夫和公婆虐待致死的。婆家之所以对方洋洋抱有如此巨大的恶意,只因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:她无法生育。
为了娶方洋洋进门,婆家花了13万,其中10万都是借款。当这笔钱的最大功用——买回一个有用的“生育工具”失效后,一家人恼羞成怒,把气都发泄到了方洋洋身上。

在农村,评判一个女性是否有“价值”的标准,仍然是生育。
云南的美玲今年35岁,结婚已有18年。
自17岁开始,她就在丈夫的控制和暴力中度过,“被迫”生下4个孩子。
美玲不是没有想过离开,但她无法割舍4个孩子。仅孩子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,而家中所有的钱,都由丈夫掌控。
她无法独自抚养孩子。
最绝望的时候,美玲尝试过自杀。一次是跳水库,被拦住了;还有一次,她准备从18层的楼顶纵身一跃。美玲是个基督徒,在一瞬间,信仰拉住了她。
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性自杀率超过男性的国家。其中,农村妇女为此做出了“巨大贡献”。
根据权威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的数据,1995至1999年间,15岁到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中,每10万人里年均约有37.8名自杀,其中来自农村者占比高达93%。
专业研究农民自杀的教授吴飞在其作品《浮生取义》中提到:
在日常生活中,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,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,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。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,就会发现,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,才有着巨大的力量。“过日子”和“做人”都是这样的词。“过日子”这个词是理解自杀问题最重要的概念工具,因为它能使我们最好地理解普通人的生与死。
无穷无尽的农活和家务劳动、婆媳和邻里矛盾、孩子教育、鸡毛蒜皮的琐事……这些,全是农村妇女的职责。
日复一日累积而来的绝望与无助,让自杀,成了她们对抗无聊日子的极端选择。
2016年,28岁的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后,自杀身亡;2018年,31岁的戴某花携一儿一女自杀……
而种种悲剧,又都引出了同一个命题:农村男人的缺席。

<图源:图书《浮生取义: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》>

走不出去的困局


1858年,一名德国数学家把一张纸条扭转180度后,再把两头粘接起来。随后,他得到了一个能无限循环的怪圈——莫比乌斯环。
两面即一面,对立即统一。当一件事陷入类似莫比乌斯环怪圈后,我们会发现:问题本身就是答案,而答案本身也是问题。
香港大学一研究报告称,在2002至2011年间,,35岁以下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大大降低。情况改善的主要原因,是打工潮。
<图源:网易数读>

1999年,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约5200万。到2014年,这个数字变成了1.68亿,翻了三倍。其占全部农村人口的比重,也从6.39%涨到了27.19%。

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农村人口的进城务工比例,也给不少农村女性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——这让她们有能力逃出重复、繁杂而又琐碎的农村生活。
但研究发现,2016 年农村迁移劳动力中男女劳动参与率差异明显,女性较男性低21. 9%。
一直以来,男性才是打工潮的主力军。
随着男性出走,那些留在农村的女人们,共同构成了4700万留守妇女。而农村的主要人员构成,除了妇女,就是老人和儿童,后者并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,照顾他们的职责,自然就落在了农村留守妇女身上。

更多的家务劳动和更繁重的农业生产,成了农村留守妇女生活的全部内容——在解救走出农村的妇女同时,打工潮进一步加深了留守农村的妇女无望困境。

在利弊如此分明的情况下,为何仍然有妇女选择留守在农村?
不是不想走,而是走不掉。
吉林某劳务市场附近,有着20多家“女子宿舍”,这里的特色是低廉的房价:住宿一晚只需2元,近几年涨到了5元。
最先创办的某间女子宿舍里,十多平方米的空间硬生生挤下了20多个人,蟑螂臭虫与她们为伴,在其中肆意走动。
为了省钱,伙食费可以压缩到一块钱,花卷配咸菜,偶尔再花一块钱买碗豆腐脑,就算得上丰盛的“大餐”了。
底层,是不分城市与农村的。
很多农村女性,文化水平低,也缺乏一技之长,即便进入城市,也没有太多的就业选择,生存环境甚至会比在农村中更差:在农村,起码还有一间民房可以住,一亩地可以种粮食。
韩仕梅的故事,后来有了一个还不错的结局。
因为写诗,她被更多人注意到,其中包括一个律师。在了解了韩仕梅的处境后,律师想帮这名在田埂上写诗的留守农妇走出困境。而韩仕梅的诉求只有一个:帮她离婚。

2021年5月19日,韩仕梅的离婚官司就会开庭。
一个契机,让本有机会走出农村的韩仕梅得到了脱离困境的机会,但对更多农村留守妇女来说,这只是个奢想。
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的传统思想,仍然是农村的主流。
吉利根在‘关怀典范’中指出,“女性的自我概念依附在社会关系中 ,以联结、关怀及响应他人需求为主。在农村,这一点更为突出”。
对那些本可以走出农村的妇女来说,其一出生就被赋予了维系家庭的使命,一旦想要离开,就会被种种规劝阻挠。
自杀两次的美玲也曾提过离婚,但每次都会被村里人给劝回来。
比如“丈夫虽然有缺点,但也有很多优点,忍忍就过去了,离婚后的妇女谁还会要你?最关键一点要为子女考虑,离婚对子女的成长不利......”
近年来,农村离婚率在逐年上升。据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数据库(2006-2013)显示,河南、陕西、山西,离婚率都呈现了波动上升的趋势。甚至,闪婚闪离也流行了起来。
这些,都给人一种离婚已成潮流的错觉。但实际上,对一些农村妇女来说,离婚仍然是难以实现的选择。
男人外出打工了,女人就成了家里唯一的支持,因此,丈夫绝不会轻易答应离婚。
留守妇女,被永远困在了家庭和农村。

帮助农村妇女走出农村的,是打工潮;加深农村留守妇女绝望感的,也是打工潮。
围绕着“打工潮”,农村留守妇女也陷入了一个走不出去的“莫比乌托斯环”。

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保罗·福塞尔曾指出:当过失和苦恼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,人们就沦为了“看不见的底层”。
城市与农村间横着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,将我们彼此隔开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不存在。
“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祖辈,至少有一个是农村妇女,我们人人都是农村妇女生出来的孩子。”但她们却在某种程度上近乎隐身,成了社会变迁中首先被忽略的一个群体。
纪录片《罗长姐》里,在岁月齿轮的拨转下,罗长姐老了,不得不把照顾儿子的职责交给尚年轻的孙媳妇。影片结尾,年迈的罗长姐迈着迟缓的步伐慢慢走回自己的住处,孙媳妇穿着艳丽的棉衣走进画面,迎接自己早已写好的宿命。
一个新的罗长姐诞生了。


撰稿:邹雨
编辑:地中海螃蟹
主编:林尉

图源 |《罗长姐》、部分来源于网络

部分参考资料:[1]在快手上写诗的农妇:和树生活在一起,有时想到死,全现在[2]困在时间里的母亲,极昼工作室[3]《罗长姐》:她老了,但是她依然伟大,深焦DeepFocus[4]结婚18年,被家暴的农村妇女,三联生活周刊[5]刘彬彬, 崔菲菲, & 史清华. (2018). 劳动力流动与村庄离婚率.中国农村经济,10.[6]莫玮俏, & 史晋川. (2015). 农村人口流动对离婚率的影响.中国人口科学,5, 104-112.[7]杨凡, & 曾巧玲. (2016). 人口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.南方人口(5), 39-49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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